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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及中国的机遇

来源::未知 | 作者:admin | 本文已影响

摘 要: 本文回顾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各国为求自救所寻求的两条路径,即建立某种货币联盟和重新实行美元本位制。在分析美元本位制利弊的基础上,作者提出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唯一的出路在于效法欧洲,积极推进亚洲货币的一体化进程。而且,无论今后的亚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扩大人民币在大中华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使用范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关键词: 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汇率金融危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被国际社会热议了半个多世纪但迄今尚无结论的问题。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一直在抱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但是,这种主要基于道义理由的责难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化,一向就只相信经济和金融的实力:在国际金本位时期,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国家可以主宰世界;而在不兑换的法偿货币时代,则是那些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能够让自己的货币走遍全球,为其他国家使用和持有,并且以此来左右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动态。基于这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所以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列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正是因为,本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已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实力对比--实力格局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引发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一、从亚洲金融危机谈起
  
  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国际组织和研究者担心,金融危机将重返亚洲。例如,著名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一篇题为《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的研究报告中就宣称: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整整十年的时候,金融危机可能重返这个地区,而其主要的触发因素,将仍然是货币汇率危机。今天来看,危机复归的预言固然过于凶险而且完全没有兑现,但关于汇率问题将始终困扰亚洲国家国内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论断,则确实触及了广大亚洲国家(地区)的心头之痛。
  汇率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环节;发生汇率危机,折射出的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说亚洲的问题出在汇率上,那么我们可以等价地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运行强烈受到如今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影响。
  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时,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危机归诸危机国家自身。诸如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基本面不健康、以及财政赤字等等,是人们最先列出的主要因素。但是,危机的进程很快就让人们意识到这些论证过于陈旧。稍加分析便会发现:那些传统上导致危机的因素,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地区)中似乎并不突出。事实上,就在危机爆发的前3个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曾对韩国、泰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经济的基本面和市场化进程给予高度评价。这一矛盾现象迫使人们去另寻根源,于是,固定汇率制、过快和过度的自由化、过度的负债、以及裙带资本主义等等,被赫然列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新罪魁。客观地说,以上所列种种,确实都是亚洲国家(地区)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就此盖棺论定,则多数人心里都不甚踏实。人们或明或暗地感觉到,一定还有某些更重要的因素存在着,否则,危机不至于那么没有先兆,其传播不至于那么迅速,其影响范围也不至于那么遍及亚洲地区。
  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的时候,现任中国银监会顾问,十年前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的沈联涛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十年回望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篇洋洋洒洒2万余字的长文,第一节的标题就不同凡响:“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那是因为:“日元的升值与亚洲的繁荣相联系,贬值则意味着亚洲的衰退。”换言之,沈联涛先生认为,牙买加体系所确定的汇率制度,是导致并加深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从 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这种被称为“飞雁模式”的制造业扩展模式以日本为领头,随后是“亚洲四小龙”,再之后是“四小虎”,最后是中国大陆。问题在于:这一环环相扣的系统存在着严重缺陷:供应链网络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基于这一结构,亚洲便存在着日元套利的交易机制。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质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资于美元或者泰铢,以获得较日元更高的利息。尤有甚者,如果日元对美元贬值,那么,投机者就能获得双重收益:利差收益和汇兑收益。
  真是一语中的!这里说明的道理是:只要亚洲国家面对多种他国货币作为国际交易手段和储备资产,只要那些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国内经济走势存在差异,只要汇率波动不居,则不论国内基本面如何,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就是随时可能的事。所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变,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关键货币国家,就将始终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二、少数国家主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非关键货币国家的潜在风险因素
  
  为了探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回顾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是有益的。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种“双挂钩”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同美元挂钩。这个制度正常运行的条件,一是美国在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清偿力,二是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并维持该制度的稳定。众所周知,这个制度隐含着“特利芬两难”的矛盾,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上半叶,该制度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以“牙买加协议”为标识的国际浮动汇率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自谋生路,以求自救。其路径基本上有两条。
  第一条路径是寻求建立某种货币联盟,在一个小范围内另起炉灶。最具代表性且最成功的例证是欧元区的建立。经过长达30余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地区终于在上个世纪末,以国际协议的方式形成了统一货币区。欧元的启动以及随后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使得欧元区各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以汇率波动为要点的国际货币制度不稳定给区内各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另外,在这种体系下,区域内每个国家不必保持高额外汇储备,从而使得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最小化。
  第二条路径则是重新实行美元本位制,也就是,将自己国家(地区)的货币按照调整过的汇率仍然与美元挂上钩并努力维持汇率稳定。欧元区以外的多数国家(地区)走的都是这条路。这样做的好处十分明显:由于美元是被多数国家接受并使用的国际货币,与美元挂钩,便使得挂钩国家在从事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入时,获得了价格稳定的良好环境。

但是,这同样也是一条成本很高,而且常常使挂钩国家陷入困境的路径。其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由于在国际交易中和建立国家储备时必须使用他国货币,挂钩国家(地区)便普遍存在着货币错配问题。所谓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指的是一国资产负债表(即国家资产的净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它指的则是一国损益表(即国家的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也就越严重。
  第二,各国货币钉住关键货币,一旦挂钩国和关键货币国之间的国际收支间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就会出现调整的不对称问题。由于美国并不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那样依法承担调整不平衡的成本,不平衡问题一旦出现,往往就会导致挂钩国家陷入成为美国经济波动和风险承担者的不利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眼下发生的次贷危机,更是一个新的例证。
  第三,与上述第二点相联系,广大非关键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免陷入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基于如下的现实:在美国和欧洲,其货币当局只须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制定单一的货币政策;而在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中,货币当局不仅需要针对国内经济形势来确定其利率和货币供应政策,还要同时根据对外平衡的状况,运用同样的工具来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汇率政策。遗憾的是,对内和对外的这两套政策,在目标和手段上常常相互冲突。回顾近两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前思后虑、左顾右盼的窘状,便不难理解个中的关节。
  面对此状,人们再次对关键货币国家提出分担调整责任的要求。然而,这种希望注定要落空。因为,1973年牙买加协议已经取消了任何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承担的稳定责任,所以,关键货币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其国内(区内)政策时,理所当然地都只会把本国(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放在第一位。不仅如此,这些国家还会对非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指手画脚,并尽可能地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我们当然不愿臆测这些关键货币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时就心怀恶意,但是,基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性质,他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即便关键货币国家出于某种考虑或迫于国际压力,承担起稳定币值和调整国际收支的国际责任,根据“特利芬难题”的逻辑,他们最终也会遇到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恶化同时出现的两难困境。这意味着,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非关键货币国家要想免除汇率波动的不当干扰,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设法自救。
  
  三、根本出路在于在亚洲形成货币合作机制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已指出,虽然世界上非关键货币国家占据多数,但其中,亚洲各国(地区)对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感受最深。这是因为,亚洲各国经济的对外部门大都比较重要,其外汇储备规模也十分巨大,因而蒙受货币错配的风险最大。
  不妨大致勾勒一下全球经济的总图景。目前,从地缘上说,世界存在三大经济区域:美国、欧洲和亚洲。从经济总量上看,亚洲最大,欧洲次之,美国最小。但是,从金融方面看,则是美国最强,欧洲次之,亚洲最弱。如果再集中到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手段上看,问题更为严重。迄今为止,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亚洲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自己规模巨大的产品和劳务的出口,以及日益增加的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无论是计价还是实际的移转,都必须以美元和欧元为载体。于是,汇率稳定与否,就永远是这些国家(地区)宏观调控难以回避的持续挑战。既然涉及汇率,就免不了要时时谨慎地处理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免不了要仰他们的鼻息,而且常常还会遭受无端的指责。
  毫无疑问,所谓汇率始终是亚洲国家(地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说到根本上就是,亚洲国家(地区)在对外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中,是否有话语权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免受汇率问题的无尽折磨,我们必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有人建议要更为充分地发挥SDR的作用。这种想法在理论上堪称完善,也符合创设SDR的初始愿望。但是,30余年的实践显示,在全球经济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宰的局面难以改变的条件下,希冀在技术上创设一种与各国的经济实力相脱离并剥夺发达国家主导权的新的记账单位、交易手段、支付工具和储备资产,是不现实的。SDR的创设和分配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反对和阻挠,再明确不过地显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还有人主张恢复金本位。这实在是个缺乏历史感的想法。如今,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和地区蒙受巨额损失,致使投资者蜂起购买黄金保值。这种状况唤起了人们对金本位的回忆,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金本位是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野蛮的货币制度,它使得人类的社会活动受到分布不均、产量有限、而且受到少数大亨的钱袋左右的冰冷的物的限制,并且使人们陷入“拜物教”的愚蠢境地。其实,只要了解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国际及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如何艰难地摆脱其黄金束缚并获得其现代形式的历史,便可以知晓,恢复金本位既不可行,更难使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和少数富人的控制。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唯一的出路在于效法欧洲,积极推进亚洲货币的一体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各种形式的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都采取积极态度。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经济和国际货币环境。
  当然,亚洲货币一体化是一条长满荆棘的道路。从上个世纪末的“清迈倡议”算起,我们事实上已经做出了仅十年的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还局限在防范危机的领域,建立地区统一货币体系的根本大事,尚未出现值得一提的举措。借鉴欧元启动的历史过程,我们或许需要做好再努力几十年的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在互信的基础上形成一体化的政治共识,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辐射力的扩大,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加强。我们有理由相信,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今后将越来越成为广大亚洲国家(地区)的共同事业。
  然而,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积极的努力,当前由美元和欧元主宰全球金融体系的状况都不会很快改变。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有长期的应对之策。在我看来,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更为积极主动地运用这些外汇储备,则是过渡时期的理性选择。
  于是我们就需要讨论全球外汇储备巨额积累的合理性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大都转向了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根据国际金融的传统理论,实行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外汇储备以天文数字在迅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的全球积累是以相当不平衡的格局在发展。具体说,在世界的一极,美国和欧元区的外汇储备规模较小且保持稳定;在世界的另一极,外汇储备则迅速积累,甚至南美洲传统的重债国,现在也都摆脱了负债的地位,成为净债权国。对于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外汇储备的巨额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权财富基金”问题,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这是在难以摆脱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和其他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在汇率风险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降低持有外汇之制度机会成本、追求更好的长期回报和抵御金融风险的一种不得已的积极安排。
  
  四、上海在国际货币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机遇
  
  我们认为,无论今后的亚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扩大人民币在大中华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使用范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果上述讨论的确描绘了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路径,则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包括国际贸易中的计价、交易、结算,乃至储备货币的安排,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在今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中,努力形成人民币中心,构成国内各个城市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
  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我们需要做出大量的努力。其一,应当建立一套比较合适的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安排,使得上海成为各种各样的人民币交易和经营人民币机构乐于生根的乐土。其二,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证各种各样的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得以顺利地在上海开展业务。其三,应当以创新的精神,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扩大人民币的交易规模;其四,应当创造条件,大力培养合格金融人才,为国际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人力资本。
  我认为,如果我们在上述方面做出努力,那么,建设上海金融中心就可以迈出切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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